另一個版本

作為本案被告的現(xiàn)有承租人小王，告訴法庭他的父親也就是王先生的弟弟買下來了承租權。那么是跟誰買的呢？王先生的同事。

根據(jù)小王的陳述，當年王先生的單位要分給王先生另外一套房子，就把現(xiàn)在涉案房屋收回分配給另一職工，也就是王先生的同事。此時這位同事正急需用錢，王先生就介紹同事將房子賣給了自己的弟弟，由此后來承租人就直接做到了侄子的名下，即現(xiàn)在的承租人小王。另外，小王的代理律師認為王先生涉嫌詐騙且數(shù)額特別巨大，當場要求法庭移送公安偵查。

本律師聽后非常詫異并立即與當事人王先生核實，其否認了這一情況，并表示都是被告小王編造的。

那小王有什么證據(jù)能證明自己的主張嗎？

小王提供了一份內(nèi)容為打印版的買賣合同，合同方為小王的父親及王先生的同事，簽署日期為2000年。

小王的代理律師表示，2000年打印件不像如今這樣普遍，這份文件是在王先生協(xié)調(diào)下在其單位打印并簽署的。小王的父親出于對王先生和單位的信任，當場就把五萬塊房錢交給對方。幾年后，小王一人去物業(yè)變更了承租人。如此，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從王先生的父親直接變更成了小王。

本律師當庭從邏輯和證據(jù)方面反駁了被告小王：2000年的五萬塊不是小數(shù)，小王父親未看到該同事作為承租人的公房租賃卡，也沒有單位蓋章確認，更未收到對方簽署收條的情況下，怎么就愿意按照“買賣合同”去付款呢？既然已合法買到這套房子的承租權，為何又要假冒他人簽名變更承租人？另外，承諾書的內(nèi)容顯示為家庭成員協(xié)商一致，并非小王父親自己買下了承租權。該情況與其所表述的事實差距較大。所以我方堅持認為這套房子的動遷利益應歸王先生一人所有。

這里插播一個情況：第一次開庭的法官助理在案件全部結束后告訴本律師，其在一次開完庭有跟主審法官表示原告證據(jù)充分并能形成證據(jù)鏈，邏輯合理。反之被告只拿了份真?zhèn)尾幻鞯暮贤v了一個無法自圓其說的故事。

這次開完庭之后，本案就陷入了漫長的等待中。

法庭希望王先生的單位能出面說明這套房子的情況，但是王先生告訴律師單位不愿出具其他書面的說明材料，檔案室也無其他相關證據(jù)。

另一方面，因我方合法做了保全，動遷組自然不能發(fā)放任何款項。小王作為現(xiàn)有承租人拿不到任何征收款，對住房保障局也提起了行政訴訟要求履行合同發(fā)放款項。該行政訴訟一直打到二審，最終判決駁回。

此后小王還多次上訪，均無果。

無法想象的逆轉

差不多一年后，也許是法院給了單位足夠的壓力，也許是小王的上訪發(fā)揮了作用，王先生的單位最終愿意提供一份住房調(diào)配單，內(nèi)容為單位收回了這套房子并分配給了其他職工，而那位職工就是那份打印的買賣合同上簽署的名字。也就是說——小王講述的故事是真的！筆者被自己的當事人王先生給欺騙了！

從法律上來說，王先生確實涉嫌詐騙五百萬的征收款，如果法院真的移送公安偵查，該民事案件轉為刑事案件，筆者就必然會被請去協(xié)助調(diào)查。

事已至此，本著以事實為依據(jù)，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，鑒于本案特殊的背景和歷史：原被告雙方畢竟血濃于水，也是因為家庭的各種糾葛才會產(chǎn)生如今的局面。筆者最終還是配合法院的工作，促成原被告達成了調(diào)解。

雖然本案并非勝訴案件，但其中的法律風險遠超過大多數(shù)案件。可見，律師并不是神，無法完全掌握當事人之間的各種糾葛，只能依據(jù)表面的證據(jù)去尋找法律依據(jù)。

但歸根結底，事實就是事實，就算有人機關算盡可以一時瞞天過海，最終還是會柳暗花明！